“目前欧盟、美国、巴西都已经明确生物燃料的发展目标，巴西甘蔗乙醇已经替代51％的石油，而我国生物燃料在液体燃料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1％。”7月19日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举办的2011中国生物炼制研讨会上，专家提出我国要在以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绿色革命中不落人后，亟须更加明确的政策引导和支持。

石化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俊贵说，欧盟明确提出，2020年生物燃料在运输燃料中的比重将提高到10%。我国生物燃料产能目前为360万吨/年，产量只有160万吨/年，仅占液体燃料的0.7％，其在未来能源布局中的战略地位还远没能体现出来。他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加大对生物炼制行业的支持，以推进原料来源多样化等共性问题的研究。

诺维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级经理朱晓青表示，目前生物技术及转化路径都已打通，关键在于要降低成本。“原材料预处理的酸碱度会影响酶解效率，进而影响乙醇产率。但一个技术环节对整个工艺结果会带来什么影响，只有在工业化运行中才能得到验证。国内生物炼制产业刚刚起步，大规模工业化项目建设急需政府支持。”

清华大学核研院新能源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李十中教授以自己开发的甜高粱秆生产乙醇示范项目为例展示了生物炼制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3万亩甜高粱可产出1万吨乙醇，一半渣滓能养6000头奶牛，另一半可生产沼气，可创造就业岗位5000多个。而以石油为原料的百万吨乙烯厂投资规模要大很多，且只能提供500个工作岗位。但目前生物炼制在中国还没有得到相应重视，去年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540亿元，主要为太阳能、风能以及核能所用。

杜邦生物能源中国区业务总监王建平介绍，与第一代生物乙醇相比，杜邦第二代生物乙醇的水耗和能耗都大幅降低，即将在美国建厂，预计在2013～2014年投产。“杜邦希望能在中国同步建厂，但在原料收集方面，需要政府支持，也希望能更加明确二代乙醇在未来先进燃料中的比例。”